本人曾在《县中的孩子》一书“城乡关系”和“政校关系”两章中,揭示了教育资源由县至村分配过程中的“政策截流”,以及地方政府对学校的权力支配关系所导致的办学目标异化等问题。而今,这两组关系又新增了一个变量,即超级中学在县中设立或县中引进超级中学优质资源在本地设立的“飞地”——“云班”。所谓“云班”,即县中抽调全校尖子生组建专属班级,全程同步接收超级中学的高质量直播课程、统一考试及作息安排。这种模式的初衷是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助力“县中振兴”,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遗憾的是,经过几年的“云班”实践,我们看到超级中学对县中的辐射并非平等的帮扶,而是在既有城乡教育等级体系中城市对县域教育的单向度远程支配。在县中振兴名义下的复杂利益博弈中,这种支配关系转化为城市超级中学对县中的资源控制。“云班”模式的商业逻辑与县域教育自生能力建设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根本悖论:它用短期政绩置换长期发展,用资源垄断取代普惠公平,并使县中从内生成长走向外部依附。本文旨在揭示“云班”如何从政策初衷的“促公平”“ 提质量”异化为对县域教育整体的“体制性剥夺”。
“云班”模式的运作并非单线式的技术导入,而是超级中学、县中、不同层次学生三者在既有教育权力结构下进行的角色扮演与利益交换的复杂过程。这并非政策设计的初衷,而是政策效果递减规则下非意图结果的逐步增强。从政策变迁的角度来看,需要决策者做更全方位的政策复盘和质询。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刘善彤的调研揭示,每个“云班”向超级中学提交的课程费、资料费从30万到100万元不等,不论这笔钱由谁来出,高额收入的商业属性与教育的民生属性必然会形成尖锐冲突,以致外部观察者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超级中学是在以“教育帮扶”名义进行商业化的资本扩张——通过直播、统一考试等形式,远端的超级中学能够获取大量关于生源、学习过程和考试结果的数据,进而研判跨地域输出其“成功模式”与品牌影响力的可行性和方向,实现教育集团的跨地域资本扩张和资源垄断的制度化。这种商业行为打着“教育帮扶”的旗号,与地方政府“求贤若渴”的需求相配合,在原本已经十分脆弱的县域财政盘子中获取商业利益。超级中学精准捕捉了地方政府和县中对振兴的渴望,将帮扶转化为标准化输出,将自身品牌化的教育模式和数字教育资源打包成高价的“解决方案”,实现教育资产的跨区域资本化。利用直播屏幕打造学生对远程课堂和虚拟班级的归属感,吻合了“数字教育”时代辐射优质教育资源和发挥示范效应的政策诉求。然而,在如此这般的操作下,共享和普惠的政策初衷被扭曲为“专属”和“排他”。数字技术不再是普惠的工具,而是超级中学教育资本进行远程、高值输出的商业载体。试想一下,如果这种模式真有效,那么只需要在使用同一张高考试卷的地区全部使用一个超级中学“云班”的课程即可,甚至学生都不用去学校上学,在家即可同步学习,还节省大笔教育财政支出。当然,现实中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这种做法的荒谬之处毋庸讳言。但神奇的是,亟待振兴和崛起的县中为何如此热衷?
对于县中管理层来说,他们承接了县政府对教育绩效的急迫追求,面临时间压力和资源约束,唯有迅速在高考成绩上取得突破,策略性迎合上级目标,才能获得地方资源的倾斜。而“云班”正是一剂可能起效的“速效药”。为此,县中管理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主动让渡内部优质生源与教学自主权,来换取超级中学的“资源庇护”与成绩提升的可能。换言之,对“短期主义”政绩的追求,使县中在“云班”模式下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学校应有的内涵建设目标,从一个具有教学自主性的教育机构,沦为执行超级中学课程与考试的“教学场所管理分部”。这些县中可曾明了,超级中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节奏是基于“他们”的学生群体的认知水平、社会文化背景和资源优势设计的,对于县中而言,课程和教学缺乏必要的经验基础和情境关联,“我们”县中的孩子主体性何在?缺乏内生性的改革动力和自信,妄图选择依附强者实现“非自主性的成功”,且不说教育学中最起码的教学常识“因材施教”无处安放,连“因班施教”都绝无可能。
从教师角度而言,原本适教化的措施只能是一线教师来做,只有他们——而不是摄像头,才可能用人的眼睛、教师的视角、长辈的目光看到活生生的学生的所作所为。然而,“云班”模式使县中教师的主体性和专业性受到严重侵蚀。被选拔出来的“云班”教师让渡了自身的课程设计权、教学方法选择权和进度调整权,主要职责变成了管理课堂纪律、播放直播课程、分发和批改超级中学的统一试卷。他们即便具备丰富的学科教学知识,在边缘化的角色和境地中也无法施展——自尊心受损的话,也可能不愿施展。他们也难以根据眼前学生的实际学习困难和反馈,对直播课程进行有效的本地化解读和二次设计。长此以往,县中教师的专业能力将停滞甚至退化,最终丧失教育的“造血”能力。现代教育学强师是反思性实践者,是教学过程中的核心主体,而非简单的知识传递工具。“云班”模式使得教师沦为直播课程的“助教”或“助管”,成为不平等、远距离、更隐蔽的支配关系中的“”和附庸。
不可否认,“云班”确实提升了极少数尖子生的成绩,送他们直上青云。然而,此类归因在方法论上存在显著疑问:教育结果的归因极为复杂,在缺乏严谨因果推断设计的情况下,将少数学生的成功简单归因于单一干预措施,其论证是脆弱的。尤其当该结果与地方教育政绩的诉求相耦合时,“云班”极易被决策者认定为解释学业成就的首选“自变量”,而忽略其他结构性或政策性的“混杂变量”。例如,该地区是否恰被纳入高校专项招生计划、省级贫困专项名额的分配政策是否发生变化、同期普通高中招生与异地掐尖政策的调整等,这些因素均可能对升学结果产生关键影响。若未对上述竞争性解释进行系统辨析与排除,便仓促认定“云班”的效果,则所谓“循证决策”的科学逻辑将无从谈起。
即便暂且搁置上述归因争议,“云班”模式对学生个体的重塑和带来的“新教育不公”亦值得审视。这些尖子生一旦被拣选出来单独编班,便视为理当享有全县最优资源,并且还与超级中学学生成为“电子同学”,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这种优越感的制造,对尖子生当事人究竟是福是祸,在他们的人生尚未展开之际难以断定,但可以确认的是,他们成了县域教育资源分化加剧的内部优势者。学习是一个在被动接收信息后还需主动建构知识系统的过程,“云班”同步超级中学的课程,必然导致部分学生被强行拉入超出其“最近发展区”的难度层级与教学节奏,使其无法得到及时的、个体化的“脚手架”协助,从而产生学习焦虑和认知断裂。一旦高考成绩未达预期目标,这些尖子生就可能瞬间落入谷底。
对未成年学生来说,分班,不仅仅是师资力量、教学资源的分配,也是希望的分配——由制度来预先决定谁更有希望、谁没希望。最少被看见的普通班学生,莫名其妙地再次获得“被剥夺感”。他们虽然是沉默的大多数,却承载着新型体制性剥夺的隐痛,提前预定为“不被期待的人”。不待来日在社会中进行分层,当下在学校内部就已被沉到底层。被固化和前置的“希望分配”机制,导致普通班级在师资力量、校内资源分配上被边缘化,进而使县中整体的办学能力被削弱。
“云班”从“促公平”的良好愿望到制造“新不公”的真实结果的过程,是超级中学教育集团化的商业逻辑与县域教育自生能力建设相互冲突的过程,它破坏了县中原本脆弱的内部教育生态平衡,在县中内部进行二次分层,并强化了既有的城乡教育等级制,这直接构成了对占比最大的普通班学生的“体制性剥夺”。
总之,“云班”模式的资本化,是地方政府的“政绩短期主义”、县中管理层的“焦虑性权力让渡”与超级中学的“教育资本扩张”三股力量在“县中振兴”这一政策旗帜下的合谋与策略性选择,最终可能导致“数字赋能县域教育”的政策目标落空,也将造成县域教育系统的内部分裂。这种模式在县中内部制造了两套教育体系:一套是面向少数精英的“飞地教育”,另一套是面向大多数学生的“被边缘化教育”,彻底背离了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公平的根本目的。
在“县中振兴”的大背景下,解决“云班”异化问题的关键在于重塑教育资源分配中的权力关系,使县中由外部依附转向内生赋能。
首先,要使帮扶县中政策执行过程中所形成的“支配—依附”关系回归到平等的“互助—赋能”关系。县域教育治理方案应着眼于提升县中的“内生能力”,而非强化其对外源资源的“输血依赖”。这要求地方政府打破以升学率为核心的短期政绩评估体系,重塑策略性的政校关系,将工作重心转向县中的内涵建设、教师专业发展和内部公平上来,并着意约束政府自身权力对县中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干扰,保障县中的教学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教学改革。由此,政府需要在资源分配原则、帮扶行为的价值重估、教育政绩考核上下功夫。为遏制“云班”在县中的内部剥夺,必须建立“资源分配的内生性优先原则”,对资源配给和经费支出进行普惠化审查。严格审查“云班”高额投入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财政投入必须用于全校范围内的数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全体教师的专业培训,而非仅限于尖子班的专属服务,将外部资源导入模式由“专享付费”转变为“普惠共享”。
其次,超级中学已经先天占尽政策优先性和资源优势,在我们国家倡导了多年的“先富帮后富”的价值观下,它们理应坚持县中帮扶的公益性原则,即在完成初期使命后,就应该从“课程输出”转向“能力输出”,重点帮助县中建立本地化的、可持续的教研体系,提升县中教师的专业主体性。在这盘地域对接帮扶的大棋局中,对于政府主导的数字帮扶项目,必须严格实行成本核算与公益化定价,禁止以“云班”名义进行商业化牟利。为此,可以考虑引入第三方机构对帮扶项目的实际效益(而非仅着眼于升学率)和经费使用进行独立审计与公开,增强政策执行的透明度。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是政策实施偏差的根源,必须打破“唯升学率”的考核机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对县中办学成效的考核应降低高考升学率的权重,构建“县中整体教育质量提升度”“教师专业发展满意度”“校内公平指数”和“区域教育生态平衡度”等指标。建立县中教师专业发展评估体系,将县中教师的流失率、在职培训效果、教研成果等纳入考核体系,以此激励地方政府将资金投入到县中最重要的“内生性力量”即教师队伍的建设上。引入利益相关者监督,建立由学生家长代表、普通班教师代表、人大代表组成的“县中教育治理委员会”,赋予其对教育资源的重大分配决策(如是否开设“云班”,如何分配师资)的建议权和监督权,从而制衡行政权力与商业利益对县域教育资源的侵蚀和对政策目标的扭曲。
教育学的基本常识提醒我们:好的教育是慢而有机的,是深植于在地经验的,是赋权于教师主体的,是关照所有个体差异的。异化后的“云班”模式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变成了数字教育技术、教育权力结构与商业资本逻辑在中国县域教育交织作用下的一个复杂产物。治理“云班”乱象,绝非简单取缔,而要深入重塑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的权力结构和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通过限制内部资源虹吸、推行资源普惠化审查、重塑超级中学为“赋能者”、改革政绩考核机制多措并举,引导数字教育技术真正服务于县中内涵式发展、促进实质性教育公平的实现。县中振兴的最终目标在于,让每个县中的孩子都能在本地教育生态中,获得有尊严、有质量的教育,而非仅仅成为依附外部超级中学的复制品。只有用长远的眼光、宽容的评价考核机制、耐心的路径探索、严谨的因果逻辑探究,才能真正探索出县域教育发展自生自发的多样化道路。